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在那个立法不准堕胎的年代，女大学生怀孕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
在他们之上 我们读道
看到五十分钟处，主人公开始自残，我几乎吐出来，因为那真的巨痛，无法形容，就跟男的自宫一样痛。但她没有办法，她只能那样。可以猜到打不掉，但看到她那么惊讶失望还是很难过。而后她开始暴戾，我能理解主人公这种羞耻、犯错、痛苦煎熬，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或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又觉得不该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的矛盾致死的心情。她确实是傲慢的，因为她本来就是尖子生，且她说的也没错，男方说“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医生”“你下午那样我原谅你了，我的朋友会怎么想”我真想一拳打在他脸上。末尾医院的简单更让人痛苦——这么简单的处理，要不是快死了她就不能去。而这种挣扎和束缚绝不仅仅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女性们以为得到了什么，实际上仍然不具有什么。如果有一种基因能让所有女人在三十岁之后才能怀孕，那真是造福人类。
拍摄方式没有特点，主要还是内容让我震撼。女人从始至终和政治密不可分。
我会想办法好起来
《女人的碎片》《女性瘾者》这一类片子可以让男性也直击生理疼痛，从而哪怕有一丝超出一般人的共情能力。
看到五十分钟处，主人公开始自残，我几乎吐出来，因为那真的巨痛，无法形容，就跟男的自宫一样痛。但她没有办法，她只能那样。可以猜到打不掉，但看到她那么惊讶失望还是很难过。而后她开始暴戾，我能理解主人公这种羞耻、犯错、痛苦煎熬，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或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又觉得不该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的矛盾致死的心情。她确实是傲慢的，因为她本来就是尖子生，且她说的也没错，男方说“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医生”“你下午那样我原谅你了，我的朋友会怎么想”我真想一拳打在他脸上。末尾医院的简单更让人痛苦——这么简单的处理，要不是快死了她就不能去。而这种挣扎和束缚绝不仅仅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女性们以为得到了什么，实际上仍然不具有什么。如果有一种基因能让所有女人在三十岁之后才能怀孕，那真是造福人类。
关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身处二十一世纪本应像谈论过时话题，一切都该有定论：要不要生育以及什么时候生育都该由女性自己说了算。事实上，观念并没有跟随时间的推移天然进步，相反，世界各地皆呈倒退之势。比如，美国恐被推翻的“罗诉韦德案”，意味着西方法治文明并未因发达经济而相应提升“女性堕胎权”的发达观念，更遑论部份国家运用体制内的政策性武器再次剥夺女性的经济独立并将其投入生育的牢笼、让女性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庸，而后一种状况，是剥夺堕胎权的前奏。“这是一种只有女人会得的病，是一种让女人变成家庭主妇的病。”当女性自己亦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拒绝“女孩帮助女孩”，女性内部的分裂将助长为男性服务的宣传机构再度放大那一套男权的话术：女性将重新戴上面纱、关入闺房、禁止裸露与享受性爱。“正发生”正在发生，不可轻视。
影片内容基本围绕着女孩怀孕后的外界反应和堕胎过程，除了主角之外其他人物都十分扁平，主角也不够立体。相比同题材的《从不，很少》缺乏了饱满的人物，以及社会现状在故事中的投射，最主要缺乏了那种暧昧性表达，基本是把一切摊开在观众面前，没有给观众思考和反思的空间。
在《四月三周两天》的现实主义美学基础上，将聚焦的时间扩展为冗长的战线，强调“正发生”进行时态的普遍性与持续性，将个人性向社会性发散，更为直观立体地呈现女性命运与困境。几个直接呈现堕胎场面的镜头很震撼。
我很好奇最后那一幕7月5日，这是影片第一次出现具象的日期，而这一幕之前，她在医院昏厥，所以这7月5日的一幕到底是真实还是渴望。
“以后我会要一个孩子，但不是以我的一生为代价。”
4.5不难理解，想想片中的男人都做了什么，简单而深刻，片名具有意义。国外对题材探索的脚步已经甩我们好几条街，而我们还沉浸在虚构爱情或是挥舞励志正能量的大旗…
当下的人们又有谁在牺牲和落泪，仍该叩问，仍该抗争。
果然还是女导演对此类的情感拿捏的恰到好处 全篇的跟拍摄影代入感很强 以女主的周边满满普张开剧情 有时又会虚化身边背景以更细腻的表达情感 剧情上有许多艺术特有的夸张情节 但不得不面对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有的法规和道德意识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意识上的认知
22006难以承受。除了其中几幕，这其实是一部很美的电影。可是就因为那个要么侵犯要么被侵犯的，她的子宫，让所有世间生活的美与她无关。
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备受瞩目的讲述女性堕胎故事的电影，其无论是故事年代和内容都相似，表达的想法几乎都是社会与政权在男性领导下对于女性各方面的压迫，只不过画面越来越趋于真实和残酷。“正发生”的片名则是对于当今女性堕胎在某些国家地区所处窘境的遥遥呼应，下一次，就来到现在吧。
真的是觉得钟孟宏每次的故事都太假了，想讲的事情都特好，拍的也好，就是场景、人物都特别摆拍。为什么好好的现实主义题材，非要慢速播放。旁白搞的贾静雯的演技都消失了。半真不真，半假不假的节奏真的是要人命，看得人头疼。
最终还是girls help girls，导演很会运用细节，找到堕胎途径前，女主一直抽离在环境之外，周围人后退为嘈杂烦躁的背景音。经历两次堕胎后，第三次没有再直接表现，详略得当。 男老师是全片唯一不惹人反感的男性角色，但也只是因为他没有直接介入女主的困境。支持堕胎合法，物种居于女性身上，但女性也可以拒绝。
女性重新夺回身体选择权的一个经历，是如此的痛苦艰辛，用极为私人的视角进入展开故事。对于时代来说挺重要的，对于威尼斯挺平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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